在新中国成立初期，军事体制大多参照了苏联的模式，许多规范化的军事制度也随之引入。例如，军官下级在进入上级的办公室时，必须在门外高声报告，等待许可才可进入。这一制度在一些人看来显得过于形式化，而彭德怀部长便是其中的批评者之一。他认为，这种做法违背了中国军队的传统精神，剥夺了军人应有的风度与尊严。彭德怀曾在一次与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的会面中，亲身体验了这一制度的荒诞性。刘亚楼在门外多次报告未获回应，最终令彭德怀颇为不悦。难道这就是彭德怀对刘亚楼的不满吗？让我们继续往下看。
刘亚楼，原名刘兴昌，出生在一个贫困的伐木家庭。命运并未给他太多的宠爱，刚出生三天，他的母亲因病去世。家里经济困窘，刘兴昌只能被送到远亲家中生活，并且更改名字为刘振东。在养亲家庭的艰苦生活中，刘振东虽然早早显示出非凡的智力和学习能力，但因家境所迫，他不得不在少年时期辍学，开始早早承担起养家的责任。尽管如此，他的聪慧才智还是得到了老师们的认可，并推荐他回到原来的学校担任教员。正是这位教员的影响，激发了刘振东的革命情怀，让他逐步投身于中国革命的洪流之中。
在革命道路的探索中，刘振东曾经悄悄前往一个店下村的杂货店，这里是当时许多革命活动的掩护点。在这家不起眼的小店里，他结识了一群有理想、有志气的青年，激励他们加入革命行列。最终，这群青年组成了名为“铁血团”的组织，意味着他们对革命事业的坚定承诺。刘振东也为自己选择了一个新的名字——刘亚楼，意在象征着不断向上、永不止步的革命信念。仅仅22岁时，刘亚楼就被任命为一师的政委，这标志着他在革命中的迅速崛起。
在一次军事行动中，刘亚楼所在的部队意外缴获了一架敌军飞机。这架飞机在当时的红军眼中几乎是神秘的存在，士兵们纷纷围绕着这架巨大的金属鸟展开讨论，惊叹于其复杂的构造与强大功能。因为红军的装备仍以步枪和小米为主，这种空中利器显得尤为吸引眼球。虽然这架飞机最后被上缴，但对刘亚楼来说，这一经历却成了他与航空事业的初次接触，也为他日后投身空军建设埋下了伏笔。
1945年7月，抗日战争接近尾声，刘亚楼作为抗联教导旅的一员，带着对胜利的渴望，回到祖国。此时，苏联红军即将进驻东北，刘亚楼随同他们展开了一次战略性的北上行动，目的是协同苏军消灭日本关东军残余力量。然而，计划中的一次突袭行动因指令传达失误而造成了意外后果，刘亚楼被苏军扣押，指控他贻误了军令。尽管他明确传达了任务指令，但由于苏军地面部队提前占领了目标，空军依旧照常轰炸，导致误伤了自己方的部队。经过调查，刘亚楼得以证实清白，而一名值班参谋因失职而遭到处决。
1949年春末，刘亚楼正在为部队南下做准备，突然接到的紧急召见，前往会见主席。会面中，传达了中国空军建设的重大决策，决定将刘亚楼任命为新成立的空军司令员。尽管刘亚楼心存疑虑，尤其是他自觉身患晕飞症，可能无法胜任如此重要的职务，但却表现出极大的信任与坚持，强调空军建设对国家安全的至关重要性。最终，刘亚楼接受了这一挑战，成为了空军司令员，开启了中国空军建设的新篇章。
在1950年初夏，朝鲜战争爆发。美国高级指挥官麦克阿瑟质疑中国的军事能力，称中国缺乏空军，无法参战。面对挑战，中国军方迅速采取了行动，尤其是在空军方面，刘亚楼带领空军迅速投入战斗，彰显了中国空军的强大力量。刘亚楼对主席的指示充满信心，并在战斗中大获成功。在首次交战中，空四师不仅成功击落敌机，还未有任何损失。刘亚楼向中央领导汇报时，主席满怀欣喜地称赞空军的胜利，周恩来总理则幽默地提醒：“你们确实做得比预期还要好。”
1965年春，刘亚楼因病卧床，周恩来总理亲自前往上海探望他，看到他努力站起身来迎接自己时，心中不禁感到一阵痛惜。尽管身体极度虚弱，刘亚楼依然保持军人的坚韧与不屈。他与周总理告别时，尽力站起身送他，深深触动了总理的心。临终时，刘亚楼仍不忘空军的建设，他要求将自己的一些思想和条令的草稿完成，并交给助手姚克佑，作为对革命的承诺。
1965年5月7日，刘亚楼在上海的医院安然辞世，享年55岁。尽管他身患重病，心中始终挂念着空军的未来，许多老战友来探望他，鼓励他勇敢面对病痛。但刘亚楼知道自己的时日无多，面对死亡，他表现得十分平静，并开玩笑地对护士说：“不久后你们可以休息了，马克思已经发来请柬。”临终时，他仍强调空军条令的编纂要尽快完成，并希望能有一本送往北京的八宝山。
刘亚楼的去世让无数战友和同僚深感惋惜，周恩来总理更是在他去世后深情回忆：“千军易得，一将难求。”他的精神和对国家空军的贡献永载史册。